忆赵尚志将军

朱新阳

　　朱新阳(1912—2003)朱新阳，别名朱正云、宋文成、朱光洵、王生等，1912年9月24日生于黑龙江宁安县，原籍；湖北省阳信县，后从宁安县搬到齐齐哈尔昂昂溪读书。1929年在五中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在哈尔滨学院时任团支部书记并转为中共党员，同年秋在大连任团市委书记，冬天去北平中国大学学习。1932年9月在珠河县任团县委宣传部长。1933年10月参加珠河游击队。1934年筹建青年义勇军，仍回县委工作。1935年接替韩光任团县委书记。1936年9月任中共北满省委青年部长，不久派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珠汤联席会议的决议。1937年春夏之交才向王明汇报，不久被送到东方殖民地学院第四分校学习。1939年回到延安在警卫团任教员，1945年11月任齐齐哈尔市市长（第一任市长）。1949年6月任旅大市副市长（副军级）。1952年3月任市委统战部部长。1955年被判刑八年。1962年释放后分配到大连航运局。1984年末任黑龙江省文史馆副馆长。1992年末离休。2003年2月6日病逝于哈尔滨。

　　朱新阳分别于1994年、1995年两次从哈尔滨专程来到朝阳，到朝阳县尚志乡参加尚志希望小学竣工典礼和朝阳市暨朝阳县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庆祝大会。

　　朱新阳回忆赵尚志：

　　赵尚志是老同志了。他在东北抗战这段历史上是个重要人物，在抗日武装斗争这方面是非常坚强的。

　　我是1932年9月间到珠河县。当时珠河中心县委在满州省委领导下，主要任务是开展东北反日游击战争。那时党县委、团县委都在珠河县玛蜒家河东，那地方朝鲜族活动的历史比较久，在我没到那以前那里已成了珠河一带革命的中心。有妇委会、儿童团、农民协会、团组织。为了开展东北的反日游击运动，党县委先后派了好些同志到“山林队”里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出现了反日高潮的大好形势，当地的群众反日情绪非常高涨。延寿、宾县、双城、苇河、珠河几乎都是“反日会”的势力范围，他们占领了政权掌握在红枪会手里，后来日本屠杀、分化瓦解，把红枪会镇压下去了。那时东北军一部分也退经珠河县，地方党团组织曾经动员迎接慰劳。当时我们党人的路线是比较左的，搞红军、苏维埃那一套，对东北反日武装斗争没抓紧。甚至东北军退下来的部队要求我们领导，我们有的同志也没抓。当时除路线还没及时转过来而外，我们的一些同志也缺乏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

　　1932年夏，赵尚志是在巴彦游击队工作，他是巴彦游击队的政委，司令是张甲舟(张平阳)，他是北平清华大学的学生。巴彦游击队曾有一个时期发展很好，打了一些胜仗，轰动哈尔滨，后来失败了。失败主要原因是左倾路线，没抓紧反日统一战线，而口号是：拥护苏维埃，呵护红军，打土豪分田地。张不主张这么干，赵尚志是满州省委派去的，他要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呐，赵尚志在张平阳部队里曾经成立过教导队，主导思想是无论如何也要坚持建立起来自己的基本队伍，教导队中有许多进步青年，还有党团组织，也很能打，因此打出了名。主要是打日本，同时也和“山林队”关系不好，和一些民族的关系也不好。这主要是路线问题，不是打反日的旗，而是打共产主义的旗，这是巴彦游击队失败的根本原因。满州省委对巴彦游击队的失败要让赵尚志负主要责任，批评赵尚志右倾，赵尚志当然不服，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找赵谈话，争论了好几天，结果把赵开除党籍，让赵尚志做工会工作。赵尚志认为他执行当时省委路线，组织不负责让他个人负责他不干，事情不弄清他不作工会工作还是武装抗日去。他就跑到孙朝阳部队去了，孙朝阳是热河人，赵尚志也是热河人，也可能是利用老乡的关系进去的。开始去时，也没被重用。当马夫。他在朝阳部队一面工作，同时积极找党的关系。这时李启东让珠河县委派到孙朝阳部队去了，他进行些宣传工作，组织工作。李启东虽是老同志，在云南讲武堂学习过，老共产党员，他汉语讲的不大好，宣传主要是靠传单，珠河县委印的。他在朝阳部队散发传单，被赵尚志发觉，赵尚志就和李启东发生了联系。李启东开始让赵接受珠河县委领导。赵尚志曾经担任过满州省委军事委员会书记，珠河县委在满州省委领导下，赵尚志是很清楚的。赵尚志的意思本来就是要找党的关系，但这时让他接受珠河中心县委的领导他也有顾虑，领导可以接受，问题是执行什么路线，如果再执行巴彦游击队那时的路线，肯定要失败，可让他负责他不干。李启东当然自己不能决定，向珠河中心县委作了汇报，珠河县委让李说服赵尚志。因为李启东的汉语不好，争论不出头绪来。这时珠河县委派侯启刚(他是大学生，读了些马列主义的书，有相当的文学水平)和赵尚志谈，侯带苏东烈(党县委的宣传部长，过去叫崔东尼)到部队和赵尚志谈了好久。后来赵尚志答应了在县委领导下，和李启东发生了党的组织关系。当然赵尚志还没恢复党籍，但和李启东发生了组织关系。从那以后，我们就在党的组织领导下，赵尚志在孙朝阳部队开展了活动。孙朝阳当时接受共产党主张，我们的条件提的较严，甚至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提到孙朝阳部队，孙接受了。因此，部队纪律很好。有一次打仗，孙朝阳的部队被三面包围，正在研究如何突围，没得出正确办法的时候，赵尚志跳出来说，如果要冲，往敌人火力网钻，伤亡必定很大，不如乘敌伪离开城市、空虚，干脆进城，端他的老窝。这是个大胆的建议。很明显，敌人顾城必然分散兵力，我们也就能突出去了。如果敌人打城，我们据守有力阵地也可给他很大杀伤，从东面给他杀伤，西面还可突围。这个建议被孙接受了，一下就占领了宾县县城。敌伪军当然进攻，被打退。他们在宾县县城缴了些武器、军用资财。孙有点胜利冲昏头脑，要在县城呆几天，赵尚志提出赶紧撤，孙没接受，多呆了一天，结果被敌军包围，还去了些飞机轰炸，孙朝阳仓促组织撤退，损失很大。到小老蝈窝，这时孙的部队走向下坡。孙朝阳仰天长叹，说敌人力量太大，现在打不了，咱们到深山老林隐蔽一个时侯再说。赵尚志不同意，孙朝阳坚持到大锅盔去。赵尚志就准备从孙朝阳的部队里拉出来。起早就有一个基本主导思想，在任何时候我们要有亲自掌握的基本的武装力量，这是他一贯的主导思想，而且必须绝对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就是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武装部队先和别人讲统一战线在别的部队活动，掌握不准领导权是没有把握的。因此他早就想组织一帮人拉出来。当时就这问题，我们珠河县委请示过满州省委，省委指示，我党在抗日队伍里，在义勇军队伍里不采取哗变路线。这在一般情况下是对的，但要一分为二，在哪种情况下是对的，在哪种情况下是不对的。孙那时悲观失望，要到深山老林里猫起来，说服又不听，现在我想，那时拉出来未见不对。但当时机械的执行在义勇军队伍里不搞哗变的主张，赵尚志执行了，没拉出来，只好跟着孙朝阳到大锅盔去了。日本派奸细打着东北义勇军红枪会的旗号去诱骗孙朝阳，让孙到关内来领款，领抗日经费。孙似信不信，犹豫这时，找赵尚志研究。自从打宾县后，赵尚志在部队当了参谋长了，孙对赵坚持抗日的主张深信不疑。赵尚志坚决不同意去(领经费)，因这些人不可靠。这一来引起了敌伪奸细对赵的仇恨，他们知道赵是共产党，因此挑拨孙朝阳和赵尚志的关系，谋害他，鼓求孙朝阳枪毙赵尚志。赵也知道，但还是希望把孙朝阳的部队整个拉出来抗日。可是究竟还是孙说了算，加上奸细一个劲的挑拨，说赵尚志是共产党，危险，对你不利。这些话让炮头王德泉听到了，他是农民出身，英雄人物，过去也是巴彦游击队的，巴彦游击队失败后也到这来了，打仗勇敢，得到孙朝阳的信任。当了炮头。过去在巴彦游击队时，是接受赵尚志的领导，与赵的关系挺好，对赵信仰高，因此赵尚志也视他为亲信。王德泉听到后赶紧送信给赵尚志。赵尚志感到整个拉出去不好办，听他们的话(指孙朝阳听奸细的话)也可能把我们杀掉。这时赵下决心拉出去，半夜时通知了6个同志，李根植，姜熙善等，过去这些人我都记着来，也写过材料，这些人一共七个人，带一挺轻机，几颗大炮，另外还拉下两人，朴中哲、朴三文没来得及通知。连王德泉都没通知到，是自己打一挺轻机枪找上赵尚志的部队。

　　从大锅盔拉出后，到珠河县铁道南六道河子王百长白天隐蔽在那，当时只有7、8个人。这时我在珠河县做团的工作，赵尚志的这小部队就和珠河党县委联系上了，县委非常高兴，认为有了自己的武装部队了，精心的爱护、培育，使这队伍成长起来。赵尚志那时完全接受了党的领导，而且也非常艰苦。我们的力量很小，周围山林队的力量都比我们大，什么“闯江南”、“考凤林”……我们一方面考虑自己力量很小，和敌伪军碰上很可能被打掉，另一方面还不得不加小心山林队，弄不好被他们吃掉了，也躲避着他们。当时，白天在王百长家迷着，晚间出来活动。由于当时地方上有党的工作基础，群众关系也比较好，尽管如此，党的县团委又派进几个人，逐渐地在铁道南活动，实际上是个武装宣传队了。这时团县委书记马红利把我派到部队作宣传工作。不论到哪都召开群众会，作宣传，当时群众对我们是不信任的。我们打的旗号是东北反日游击队，我们要打日本，有些老百姓看我们力量太小，可我们纪律很好，帮群众推碾子、推磨，连赵尚志都跟着推。一天24小时，站岗都站不过来，赵尚志亲自站岗放哨，生活很艰苦。担水扫院子，完全执行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样，老百姓给我们起了个外号叫“文明胡子”。为了解释这个名字，我们再三解释：不是“胡子”，是共产党领导的珠河反日游击队。

　　在党的领导下，群众工作的开展，队伍开始20来人，30来人的发展起来。满州省委又派王玉生、李天池到部队来。当时碰上突出的困难是冬天下大雪，没棉衣穿，党县委派人来告诉，到亮珠河那边去抓走狗。打开了一条抓走狗、除汉奸，没收敌伪资财，解决部队供给问题的道路。这是以后我们解决部队济养、经费的主要途径。

　　这时和群众关系还是不大容切。因为和农民的经济利润斗争没联接起来。珠河东北抗日游击队在13角有个保长叫袁德胜，曾是地主汉奸，对农民剥削很重，我们就提出抗捐、抗税，打倒袁德胜!正和农民的经济利益，我们把袁德胜打跑了，把农民从捐税中解放了出来。从那时部队的活动范围也扩大了，取得了老百姓的衷心拥护。“文明胡子”外号也取消了。在军事行动方面，赵尚志是非常机警的。作战是以身作则的。记得我们去缴双城县老九区板子房械时，板房局的院墙很高，赵下令往上冲，有的新战士稍慢了点，他就掏出驳克枪先冲了进去，做出了榜样，建立了威信，给抗联三军的战士影响大，对赵尚志的命令是绝对服从的。

　　他自己在生活方面也是很严格的。有一年冬天，我起草反王、康的指示信，天很冷，没生炉子。部队棉衣发下来了，赵尚志也很冷，他从不先穿先用。因为我拉了一件披上了，赵尚志不高兴了，在底下瞪眼睛，我就把衣服扔到棉衣堆去了。他和战士同甘苦共患难，生活是很艰苦的。他不修边幅，不讲究，他对枪很有研究，讲起驳克枪、短八分、金鸡小脑袋、大净面，很有研究，但他自己不用，让战士拿好枪，他拿个红缨枪，有一次在牛家窝棚，上了“山林队”，他们以为我们是红枪会，开枪打我们。因为我们的路线是联合“山林队”，就没还击。就喊话，说我们是“珠河反日游击队”。王德泉在喊话时被一颗子弹打倒了。打到嘴里，爆炸了。赵尚志把他火炼了，在火堆旁开了追悼会，让大家脱帽、向他学习，向遗体告别，对三军鼓舞很大，教育很深。我说的意思是，赵尚志在物质生活享受上是从不计较的。

　　赵尚志对战士非常关心、非常照顾。尤其是青年战士喜欢好枪，他们挑枪时，赵尚志一方面教育，一方面鼓动，利用各种机会提高战士的思想觉悟，告战士要好枪向敌人要去呀，打呀。除以身作则外，处处提高战士的思想觉悟，但执行命令却非常严格，玩的时候和战士一起摔跤。

　　一次竹廉战斗，1936年，那时我在三军司令部工作。有个反动武装叫连秃爪子，是敌伪顽固武装。赵尚志的马陷在泥里，他下令用骑兵端他老窝。一个青年战士挨了一枪，负了伤，但是缴了一支驳克枪。赵尚志表扬说，好样的!他打我们什么也没捞着，你穿了个眼，得支驳克枪，好样的，给你个小鸡吃。战士很高兴。所以三军养成一个作风，命令坚决执行，行动坚决迅速，官兵关系也很好。赵尚志经常和青年战士在一起，生活不分彼此，赵尚志的性格就是这样。他坚决抗日的意志是非常坚决的。他曾对我讲，在东北，谁能打日本老百姓就信任谁，支援谁。所以他无论受什么挫折，坚决抗日的意志是非常坚决的。是坚定不移的。在军事指导思想上赵尚志是很明确的，任何时候也不让敌人包围。1935年，日本消灭铁南、铁北游击区，从几个县集中兵力，搞三光政策，归大屯。铁南、铁北没什么高山大岭，是丘陵地带，我们三军所以发展很快，主要原因是一是党的领导，有地方工作。二是团结了一些部队，附近的义勇军部队，特别“126”指示信后提出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路线上有了很大的转变，树敌少了，不象巴彦树敌那么多。赵尚志是清楚的，有些主张：统一战线，既“统”又“战”。在打日本问题上统；你要打我或破坏，骚扰游击区我们就“战”。举个例子。压东洋原先和我们打日本，骚扰我们游击区，赶边猪(绑票)，赵尚志脑火了，下令缴他的械。压东洋这股土匪很顽固，如我们打起来了，械没缴着，陈可大(武陈的爱人)同志牺牲了，但把压东洋确实打散了。赵尚志在军事上的指导思想是无论如何不能被敌人包围，无论如何得冲出敌人包围圈。1935年敌人大讨伐，搞三光政策，归大屯时我们计划往江北去。走到延寿或双城的肖田地时，打了个遭遇战。敌人谷野祥，有些日本队伍和白俄队伍，还有些伪军,力量比我们强。双方都没准备。打了一天，赵尚志的马被打跑了，胳膊挨了一枪，受伤了，被警卫队接下战场。当时敌人还在进攻，副官刘海涛继续指挥战斗，打了一宿，这一仗打死了不少敌人，光白俄就打死了20多，这次战斗打的很出名，给敌人杀伤很大。敌人曾传说三军必有能人指挥作战。赵尚志此后起草了《赵尚志宣言》，说日本帝国主义如何凶残，蹂躏人民罪恶滔天，东北父老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誓死抗战到底。敌人无耻造谣说我被消灭，威胁利诱无所不用其极，把我父亲抓去，威迫我降日是妄想，我大中华民族是抗日的，是中共党员，决与日寇血战到底以及劝降未成，来使捧耳而归——把来劝降的人割下一个耳朵放回。当时，购头千金，逮扑他父企图逼降，择耳而归等词句我都看到了，这封信是他亲自起草的，我看过了，全文记不清了，这是大概意思。这些事看出，赵尚志在抗战问题上是百分之百的坚决，不带含乎的。

　　肖田地战斗，他自己负伤离战场后，向珠河县委写了报告要求处罚，说自己是指挥员，我虽然负伤但不应离开战场。离开战场是军事指挥上严重的错误，请求党县委撤职。县委考虑全面情况没给处分。他的确有自我批评精神，紧接着他说，虽然是肖田地战斗我们没冲到江北去，现在还得去。所以有些材料写，到了江北又回来才在肖田地和敌人遭遇，是不对的，而是一去时发生肖田地战斗。紧接着，赵还领着部队往外突，结果是过了松花江，到了汤原那一带。突出去后，铁道南、北游击区被三光政策搞光了。赵尚志曾留二团守卫老根据地，结果二团受了很大损失，被敌人打垮了。赵一曼，周百学他们就在二团的道北大东店一代战斗被俘，后来牺牲了，二团团长王会同也打死了。这时江北一带形势开展了，形成了新的局面。在铁道南，对牵扯到些政策问题，对敌人归大屯，开始上面反对，以后又指示说反对不了就不要反对，不要公开反对。甚至走向另一极端，劝老百姓归大屯。对此赵尚志是非常反感的，认为是右倾。因此到江北后他不是不反对归大屯，而是坚决反对归大屯。对那些保甲制度，什么大屯，能打就打，能破坏就破坏，木兰一带已归了大屯，他打进去后，铁丝网折除，保甲制度摧毁。我们第三师过江北路过那一带看到我们的马铁丝网扒了，大屯的局所烧了，有些地方还冒烟呢。到江北就执行了这儿个政策。所以对王康指示信，三军提出意见不是没有根据的。根据铁南、铁北老根据地失败的经验，同时根据江北反对归大屯，对大屯采取破坏政策而形成的新形势，鉴于这些实际经验，我们认为王康指示信在大屯问题上是右倾的。到江北后和抗日三、四、六、八、九军联起来了。赵根据过去巴彦游击队失败的经验，又碰上基本队伍夏云杰(六军)，李延禄(四军)，又联合了暴动出来被编为抗联第八军的谢文东，还有旧东北军的李华堂，把李编为第九军，赵尚志这时给县委来封信，说我们到江北了，三、四、六、八、九军可以配合行动了。主张在汤原地带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赵尚志被选为总司令，李兆麟是政治部主任。这时我和冯仲云就和党县委研究过这个问题，成立“联合指挥部”县委是同意了，感到赵尚志搞东北抗日部队联合作战，联合指挥是非常必要的，非常正确的。但那时，一、二、五军还没联系上，成立“东北”反日联军总司令部，赵尚志为司令，感到不大合适。应考虑名称为“北满反日联军联合司令部”。但不管怎样，把东北抗日队伍联合起来统一指挥是非常必要、完全正确的，后来赵尚志见到冯仲云和珠河县党委汇报时曾讲过：在搞武装斗争上，我们必须掌握领导权，因此总司令权我们不能放弃，我当总司令，谢文东名声很大，是土龙山暴动的，我们和他讲统一战线，也给他个位置。所以，我们当时成立个军事委员会，让谢文东当委员长。当然，这里有个明确的主导思想，就是到任何时候部队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必须牢牢掌握在手。不管叫东北总司令也好，叫北满总司令也好，我认为掌握无产阶级领导权，把武装部队统一指挥，这没错误，不管谁当总司令，是共产党员当总司令还是对的。并没把总司令让给谢文东、李华堂。如果让给谢文东，李华堂就糟糟糕了。历史证明，李华堂、谢文东投降了，成了我们对立面了。所以在这点上，共产党员牢牢掌握武装斗争的领导权是完全必要的。他当时，联军司令部开了会议，打方正县城，是第一个行动。方正敌人的力量是相当大的。三、六、八、九军联合起来力量也不小了。打进去，把日本子封锁在一个院里，日本人出不来了，也缴不了他的械，把敌人警察署给缴了，好顿划拉，给敌人很大打击。冯仲云当时在方正县城一个店里，看到日本人吓得往锅腔子里钻，把锅盖扣在脑门子上，吓坏了。这就是说，给敌伪一个很大的震动，我们的部队没什么损失。可能房子打着了，烧了一些地方，有的人在这问题上作文章说三军到方正县里烧大厅，不一定是那儿回事，敌人放炮，我们也打哪地方是障碍物，打着了是可能的。在这问题上不能有片面性。有的指示信上写：我们游击队应分散活动，不应集中。当然，平时不能集中大部队，但要消灭敌人的一个据点，自己又吃不消，我们必须聚集力量消灭较强的敌人。“集中”这一面也应提到，如不提到，就不敢和较强的敌人作战。在这问题上不能搞片面性，只片面强调分散活动，不强调集中力量打击敌人；只强调分散游击，不强调集中。赵尚志讲游是为了击吗，击的时候，对小的力量敢击，稍强点的就不敢击，算什么精神呢?打方正县城是我们集中力量打较强的敌人，是成功的。打完后立即分散也是完全对的。三、六、八、九军分散行动，敌人又得对付六军，又得对付九军，目标分散。在江北，赵尚志被敌人追上了，他在前面跑，敌人在后面追。在这样的情况下，赵尚志的军事指导思想是不跟敌人作战。他知道很容易被包围，所以他宁可跑。转了一个时期敌人就撤了。赵尚志和夏云杰碰到了一起，说可遛稀了，一连气跑了好几天。夏云杰说，我们就在小树林里，看见你们跑，敌人追。为什么六军可以在小树林里蹲着，有两个原因，一是汤原一带是他们的根据地，游击区，没人向敌人报告；二是这时已形成配合行动，敌人光追赵尚志了，无形中掩护了六军。在这以后，三、八、九军就配合起来打开了江北的局面。这段我主要是说明，在武装部队和统战工作中，赵尚志坚决掌握无产阶级领导权，在军事指挥上分散游击，集中力量消灭敌人，我感觉还是对的。

　　1936年，江北游击区的形势很好。如果路线正确的话，东北的几个军力，三、四、五、八、九已开始打通，如果联合行动，打开局面会更好些。但不幸的是党的领导没了，王明、康生把满州省委撤了，结果三年没有党的统一领导。在这紧要关头，敌人对江北进行了大讨伐。在这种情况下，三、六军和珠汤中心县委联席会议，在军事行动中确定一条就是打出山边子，从小兴安岭往西发展到西大界、庆城、铁力一带活动。对三军叫西征。五军的西征从吉东往西，打到苇河到珠河三军的老游击。有人说赵尚志反对西征，完全是胡说。而且西征是珠河、汤原县委、三军联席会议上确定的。我记得三军派了第九师往铁力一带下去了，派了景永安(第五师)。我参加了打佛山战斗，打完后我到苏联去的。从那以后我就离开游击队了。回来后看了一些资料知道三军不仅到了铁力一代，而且到了海伦一带进行活动，并打了纳河、克山、三肇，平原游击是可以开展的。赵尚志他们的行动给以后三军展开平原游击打下基础。能不能到平原打游击，牵扯到能不能建设根据地，建设什么样的游击根据地，这是一系列的问题。现在认识上也不怎以统一。我们有没有游击根据地呢?我们说是有的。一个是山里的森林子，山边子一带的游击队。山边子一带往原走，有的地方建立了两面政权，在山里的被服厂、医院、学校、甚至小兵工厂都可叫山里的根据地。在山边子一带敌人讨伐，但时间短，我们休整时间长，也可以叫游击根据地。

　　历史经验证明，在平原游击队是完全可打的。至于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要看什么时期，如在东满抗战，王召林他们没失败时期，曾占领了好几个县城，那时我们要抓紧联合统一作战，形势很好，建立较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是完全可能的。后来阶段如果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军事路线完全正确，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也是有可能的。到后来，1938年下半年后，由于党的上级领导内部行动指挥的不统一，抗联的力量逐渐被削弱，建立东北根据地一天比一天困难。侯启刚讲，他统计，在东北的游击根据地没一个游击队超过三年的，的确是那样。他认为展开平原游击不可能，我认为历史证明是可行的，能不能建立根据地以及时间，看什么时侯，建立什么样的根据地，将来在总结东北抗日历史经验时可以探讨，我着重说起抗联三军的活动和赵尚志的具体情况。当然只是随便谈谈。总之，我认为赵尚志政治上是共产主义战士，抗战方面是民族英雄，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最后牺牲在东北抗日战场，赵尚志是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不可否认的民族英雄。